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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 工会组织要用好这一重要手段

时间:2015-07-01 15:31来源:深圳工会维信公众号 作者:全国总工会集体合 点击: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应对劳资矛盾的做法和我国协调劳资关系的实践探索看,走向谈判,通过开展集体协商谈判更好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是中国工会的必然选择。

       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面对日益凸显的劳资矛盾,如何顺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的需要,更好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工会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应对劳资矛盾的做法和我国协调劳资关系的实践探索看,走向谈判,通过开展集体协商谈判更好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是中国工会的必然选择。

 

       从今天起,我们将分两期推送《中国工会履职尽责 要用好集体谈判这一主要手段》这篇文章,作者结合当下劳资矛盾多发的背景,探讨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如何更好地与工会工作相结合。


中国工会履职尽责


要用好集体谈判这一主要手段(上)


文 丨 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
部长 张建国 副部长 徐微

 

       一、劳资矛盾多发亟需工会组织更好发挥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发展市场经济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呈现出社会矛盾高发多发的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在明显增多的社会矛盾中,劳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目前劳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劳资矛盾涉及人群十分广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8240万人,比1952年末增长了14.4倍。在全国所有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31.4%、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30.1%、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38.5%。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序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原本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成为劳资关系的主体。这意味着,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劳资矛盾涉及的群体数量会越来越大,而其它社会矛盾诸如征地矛盾、拆迁矛盾等,即便当下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个案也很严重、很尖锐,但它们也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特殊的阶段性矛盾,长远看这样的矛盾是会逐步减少的,并且这些矛盾都是局部矛盾,远不像劳资矛盾这样波及面如此广泛。

 

       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劳资矛盾上升速度也很快。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深刻变革,劳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劳资矛盾也呈现快速上升的发展态势。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劳动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突飞猛进地增长,每年约以20%的速度递增,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2013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其中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左右。2014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又明确提出,劳动争议仍然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国家信访局统计数据也显示,群众来信来访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反映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等三个方面。另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达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达270多起。这些统计数据说明,我国劳资矛盾明显增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中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主体矛盾类型。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劳资矛盾明显增多将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常态现象。


       劳资矛盾涉及人群十分广泛且上升速度快
 

       应该说,劳资矛盾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其特殊之处就在于,由于不同企业的基础条件、经营状况、职工队伍年龄结构、技术结构乃至职工的诉求等各不相同,法律不应更不能明确规定某个企业的具体劳动标准、工资水平等内容,而只能规定一个基本原则或底线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法,也不能彻底化解甚至消除劳资矛盾。因为,虽然当前有很大一部分劳资矛盾是由于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甚至法定的劳动标准都难以依法落实所致,但劳资关系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企业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而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改善程度和收入增加速度,却没有与其付出劳动的辛勤程度实现同步发展。也就是说,这种虽然企业没有违法,但对劳动者来说并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引起的劳资矛盾,会逐渐成为劳资矛盾的常态。这一点,在深圳体现得尤为明显。据深圳市总工会统计分析,在2007年前后,约90%以上的停工事件,是由于企业侵害劳动者法定权益引发的,而到目前,深圳约50%以上的停工,都与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发展自身的权益有关。面对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发展自身的权益这样千差万别、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各类劳资矛盾,抽象的立法鞭长莫及,行政的介入于法无据,只能靠劳资双方通过博弈来妥善解决。所以,从长远看,制度的不断完善会最大程度地消除一些现在看起来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对劳资矛盾而言就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劳资矛盾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可以判断,当前我国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主体。应该说,劳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主体,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具体体现。“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发展市场经济走在前头的深圳市,要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遭遇劳资矛盾凸显的问题。早在2006年,由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及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相关人员组成的“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课题组形成的调研报告认为,劳资矛盾已成为深圳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市劳资矛盾就是中国劳资矛盾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几乎可以肯定,深圳市劳资矛盾的今天,就是全国其他很多地方劳资矛盾的明天。

 

       对于包括深圳市在内劳资矛盾高发、多发的发展态势,尤其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当前的劳资矛盾高发、多发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成长的烦恼”,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重物轻人的政策偏差、劳动领域执法不严以及一些地方工会组织履职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导致大量因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劳资矛盾长期得不到合理处置,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当前我国劳资矛盾高发、多发,就其主客观因素分析,既有因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引发的,又有因劳动者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引发的。这里不可否认的是,工会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当通过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尽可能减少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对于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会虽然没有行政执法权,但是有义务督促劳动行政部门履行依法查处的法定职责,尽可能减少因为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引发的劳资矛盾;对于因劳动者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 引发的劳资矛盾,工会更是责无旁贷,因为这种类型的劳资矛盾,只能靠劳资双方通过集体协商谈判的方式予以化解,而在集体协商谈判中,工会是劳动者一方不可替代的法定代表者。如果工会不能积极主动地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尽可能地表达劳动者利益诉求,这类劳资矛盾就会日益多发。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劳资矛盾多发都对工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工会组织通过开展集体协商谈判更好发挥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履职尽责的主要手段就是集体协商谈判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和劳资矛盾相伴而生。胡锦涛同志在“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 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工会发展道路也各有特色,但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目标,这就是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在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这一点上,中国工会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工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职尽责呢?如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对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始终存在诸多分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使得工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日益明晰。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社会职能,从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能,到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样的演变发展过程说明,中国工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核心业务工作就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是要把集体协商作为工会履行基本职责、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主要手段。对此,法律的规定十分具体,党中央的要求也十分明确。《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这是《工会法》十分鲜明地宣示工会组织职责定位的核心条款,它清晰地表明,集体协商制度是工会依法履职、依法维权的法定手段,通过集体协商制度依法履职、依法维权,既是法律赋予工会组织的权利,也是法律课以工会组织的义务。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工会不仅有权运用集体协商制度这一维权的法定手段,更有责任和义务用足用好这一制度,为劳动者争取合情合理的利益。此外,其他法律也进一步明确了工会代表职工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法定权利。《劳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法》在重申《劳动法》这一规定的同时,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对集体协商制度做出具体规定的同时,党中央也对工会履职尽责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在党中央的重要文献中,体现的十分具体、十分清晰。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会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江泽民同志指出,工会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充分反映工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努力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民主的方式、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工会根本不考虑工人群众的利益,就站不住脚,就失去了自身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工会履行职能,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把各级工会组织建设成深受工人群众依赖的“职工之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要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

 

       可以说,法律的规定是清晰的,党中央的要求是明确的,就是工会要履职尽责,法定的主要手段就是集体协商。为什么法律会做出这样的规定、党中央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看。从国际上看,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进程中,机器大生产的标准化、自动化及流水线的广泛运用,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面对来自资本对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夺,劳动者个体进行的单独而又分散的抗争行为,总是难逃失败的命运。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劳动者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联合行动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从而逐步自我组织起来抗争,形成工人运动浪潮;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中,资方也深感诸如工人罢工、破坏机器等无序的劳资冲突对于生产秩序的巨大破坏力。 因而,在劳资对抗中双方逐步转向妥协,寻求化解冲突的制度化路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结社自由从被禁止转为被承认,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以及作为劳动者群体维权重要的手段——集体谈判也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作为市场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组织,它与资本分庭抗礼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其自身,而是更多来自其背后成千上万劳动者支持形成的合力。

 

       资本可能会对单个劳动者的抗争无动于衷,却无法对作为一个群体的劳动者的集体力量熟视无睹,尤其是工会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有“人多势众”的数量优势,又有把劳动者个体分散意愿集合成整体力量的组织优势。毕竟,缺乏有效组织的“人多势众”,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盘散沙或者说是乌合之众。

 

       事实上,劳动者之所以愿意相信工会,并且在很多时候能够接受工会基于劳动者长远利益之考虑而做出的暂时妥协 ,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由劳动者团结起来组成的工会,会始终代表劳动者开展集体谈判来维护他们的各项权益。由此,工会和劳动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因为工会能够代表劳动者通过开展集体谈判维护他们的各项权益,于是对劳动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有更多的劳动者加入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由于有更多的劳动者加入,工会对劳动者的号召力越来越强 ,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促成集体谈判取得劳动者满意的预期效果就更加游刃有余。虽然近些年来,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不断扩大以及经济社会格局的发展变化,工会的力量有弱化的趋势,集体谈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散化,但是,变化的只是形势发展对集体谈判成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集体谈判作为工会作用发挥的基本途径和劳动者维权的基本手段并没有改变。从国内的情况看,随着劳资矛盾日益成为我国各种社会矛盾的主体,有效化解劳资矛盾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这亟需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通过集体协商谈判这一重要手段来有效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维护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从理论分析和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发展市场经济,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化解劳资矛盾需要工会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在平衡劳资利益关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否则,不可预期、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冲突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甚至会使其无法正常运行。 其二,在市场经济中,劳资矛盾需要有制度化的解决路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资矛盾的基础性制度。集体协商谈判过程能够将劳动者的诉求转化为稳定的、可以预期可以调控的制度化表达。工会开展的集体协商谈判越是卓有成效,工人的诉求就会尽可能被容纳到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之中,而不会转化为无序的劳资冲突。其三,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必须依靠双方博弈实现利益平衡,形成内在的自然的稳定,而不是在行政高压控制之下的暂时的稳定。在没有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之前,哪怕是对工人运动给予强力的行政控制,此起彼伏的抗争和激烈无序的冲突,也还会日益突出和严重;在建立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并有效运转之后,哪怕没有对劳动者的刻意引导,劳动者也会自觉地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表达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通过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展现自己力量和作用的工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安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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